“誰在那兒胡說八道？誰說黨給的任務是苦工？”他甕聲甕氣地說，嚴峻地掃視著站在周圍的人群。“弟兄們，咱們說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們的崗位就在這兒。要是咱們從這兒溜走，許多人就得凍死。弟兄們，咱們趕緊干完，就可以早點回去。當逃兵，像這個可憐蟲想的那樣，是咱們的思想和咱們的紀律所不容許的。”

　　這個碼頭工人不喜歡發表長篇大論，但是，就是這短短的幾句話，也被剛才那個人的聲音打斷了：“那么，非黨非團的可以走嗎？”

　　“可以。”潘克拉托夫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家伙穿著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擠了過來。他扔出一張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樣在桌子上方翻了一個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彈了回來，立著落在桌子上。

　　“這是我的團證，收回去吧，我可不為一張硬紙片賣命！”

　　他的后半句話被全場爆發出來的叱罵聲淹沒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這個出賣靈魂的家伙！”

　　“鉆到共青團里來，想的就是升官發財！”

　　“把他攆出去！”

　　“看我們不揍你一頓，你這個傳播傷寒病的虱子！”

　　扔團證的那個家伙低著頭朝門口擠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樣閃向兩旁，放他過去。他一走出去，門就呀的一聲關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團證，伸到小油燈的火苗上。

　　卡片燒著了，卷了起來，變成了一個黑色的小圓筒。

　　森林里響了一槍。一個騎馬的人迅速逃離破舊的板棚，鉆進了黑漆漆的森林。人們從學校和板棚里跑出來。有人無意中碰到一塊插在門縫里的膠合板上。人們劃亮火柴，用衣服下擺擋住風，借著火光，看到膠合板上寫著：

　　滾出車站！從哪里來的，滾回哪里去。誰敢賴著不走，就叫他腦袋開花。我們要把你們斬盡殺絕，對誰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滾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頭目切斯諾克。

　　切斯諾克是奧爾利克匪幫里的人物。

　　在麗達的房間里，桌子上放著一本沒有合上的日記。

　�。保苍拢踩�

　　早晨下了第一場雪。天很冷。在樓梯上遇見維亞切斯拉夫·奧利申斯基。我們一起走著。

　　“我就喜歡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奧利申斯基說。

　　我想起了在博亞爾卡的人們，就回答他說，我對寒冬和這場雪絲毫沒有好感，相反，只覺得心里煩惱。我向他解釋了原因。

　　“這種想法很主觀。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應該認為，比方說在戰時，笑聲和一切樂觀的表現都是不許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這樣。悲劇只發生在前線，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脅。然而即便在前線，也還有笑聲。至于遠離前線的地方，生活當然還是照舊：嬉笑、眼淚、痛苦、歡樂、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風波、愛情……”

　　從奧利申斯基的話中，很難聽出哪句只是說著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一九一七年入黨。他的衣著是西歐式的，胡子總是刮得光光的，身上灑點香水。他就住在我們這幢樓中謝加爾那套房間里。晚上常常來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過很長時間，知道西方的許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認為，我們能夠成為好朋友。因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個女人，其次才看作一個黨內同志。誠然，他并不掩飾他的意圖和思想——他在說實話上，倒是有足夠的勇氣——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達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歡他。

　　對我來說，朱赫來那種略帶粗獷的樸實，比起奧利申斯基的西歐式的風雅來，不知要親切多少倍。

　　我們從博亞爾卡收到了一些簡短的報告。每天鋪路一百俄丈。他們把枕木直接鋪在凍土上，放在刨出來的座槽里。那里總共只有二百四十個人。第二批人員已經有一半逃走了。環境確實很艱苦。在那樣的冰天雪地里，他們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經一個星期了。那里有七個火車頭，他們只修好了五個。其余的沒有零件了。

　　電車公司對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訴訟，控告他帶著一幫人，強行扣留從普夏—沃季察開到城里來的全部電車。他把乘客動員下來，把鋪支線用的軼軌裝到車上，然后沿著城里的電車線路把十九輛車統統開到火車站。他們得到了電車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車站，索洛緬卡區的一群共青團員連夜把鐵軌裝上了火車，杜巴瓦帶著他那一幫人把鐵軌運到了博亞爾卡。

　　阿基姆拒絕把杜巴瓦的問題提到常委會上討論。杜巴瓦向我們反映，電車公司的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簡直不像話。他們頂多只肯給兩輛車，連商量的余地也沒有。可是圖夫塔卻教訓起杜巴瓦來：“該把游擊作風扔掉了，現在再這么干，就要蹲監獄。難道不能跟他們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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