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默默地出現在道上，擋住了他的路。母親和達雅悲痛到了極點，他本人卻很冷靜，暗暗下定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進，要是為恢復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筆勾銷，要是重返戰斗行列已經不可能——那就應該了結了。”

　　保爾寫信給朋友們。他們紛紛來信鼓勵他堅強起來，繼續斗爭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達雅激動而又高興地告訴他：“保夫魯沙，我現在是預備黨員了。”

　　保爾一面聽她講黨支部接收她入黨的經過，一面回想自己入黨前后的情況。

　　“柯察金娜同志，這么說，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說著，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一趟。傍晚，一輛濺滿泥漿的小汽車在房前停了下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走進屋里。他是個年過半百的拉脫維亞人，一臉絡腮胡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么樣？你怎么這么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里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里踱來踱去，最后他說：“你別提小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癮，想搞公社。這些共青團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眾。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里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是她告訴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著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這個同志再合適不過了。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你們有點像兩只高頻變壓器。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

　　保爾微笑著問：“別爾謝涅夫是個什么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別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國內戰爭時期他是軍級干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虱子’。他到過察里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他這人什么艱難困苦都嘗過，后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他從遠東來到這兒。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最后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歷。這個職務挺清閑，所以他還活著。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著，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別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么給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這兒比原先工作還忙。”

　　沃利梅爾瞇縫著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別的工作，別爾謝涅夫也準會說：‘你們為什么給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寧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愛惜人這件事，看來只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說得對。我也贊成干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隨便浪費人力，這等于犯罪。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原來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為。要不是因為蠻干，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幾年。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也就說得好聽罷了，真讓他下床干起來，早就什么都不顧了。”沃利梅爾心里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別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別爾謝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裝收音機，一面講著他經歷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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