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據人口史研究學者的大略估算，明初中國人口約為6500萬，而到了明朝中晚期，這一數字激增到15000萬左右，人口增長一倍還多。

　　人口基數增大，相應的讀書人的數量也在迅猛地擴充，但與此同時，科舉考試所吸納的人數卻增長緩慢。

　　歷史學者余英時在《商人精神》一書中指出，"明代科舉名額——包括貢生、舉人和進士——并未與人口相應而增加，士人獲得功名的機會于是越來越小。"

　　當時的一些資料很是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吳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給吏部尚書陸完的信中寫道：開國一百五十年來，"人才日多，生徒日盛"，但成為貢生或舉人的比例卻小得可憐。

　　他說，以蘇州一郡八州縣而言，生員有1500人之眾，而三年之間，成為貢生或舉人的卻只有50人。

　　也就是說，一個生員在三年之中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那時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便說明了這種現象。

　　這雖不是精確的統計數據，"但他在社會心理上所產生的沖擊力則甚大，足以激動不少士人放棄舉業，獻身商業"（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在文教興盛的江南尚且如此，可見科舉如何沉滯。

　　而在古代中國，科舉從來都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它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社會問題，關系到整個帝國的心脈臟腑。

　　它的沉滯在一個側面也是傳統制度活力衰竭、力不從心的一個信號。

　　余象斗在《南北兩宋志傳》的序言中曾稱頌熊大木"博覽群書、涉獵諸史"，"建邑之博洽士也"，而即便是這樣一位"博洽士"在當日成功率極低的科舉中，連個秀才也沒考上。

　　于是他只好放棄功名，轉而繼承家族刻書出版的行業。而科場失意后繼承祖業刻書，其實也是許多書坊主共同的經歷。

　　萬歷年間，另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說作者余象斗就說："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輟儒家業，家世書坊，鋟笈為事"。

　　曾刊刻過《三國演義》的喬山堂主劉龍田也有過"初業儒，弗售"的經歷。

　　商業的繁榮

　　像熊大木、余象斗這樣"棄儒從商"的，在有明一代也算普遍的風氣。

　　當科舉仕途的道路越來越擁擠，多數讀書人又屢試不中而走投無路的時候，另一個不斷開拓中的世界卻向他們敞開了懷抱。

　　因為一個繁華的、世俗的、生機萌動的、在孕育中的商業社會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地域與人口的參與。

　　手工業與商品貿易的繁榮是明朝中后期社會生活畫卷上最為濃重的背景顏色。當時，商業的興盛幾乎是帝國范圍內每個區域都在發生的事情。

　　明代天下號稱有"四聚"，北為北京，南為佛山，東為蘇州，西為漢口，這四地便是當時最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

　　在漢口，水占長江之利，陸扼湖廣咽喉，交通發達，商業繁華；在蘇州，城中富商大賈薈萃，百工技藝遍及，商鋪林立，其中紗羅綾緞、金銀珠玉及各類海陸珍寶琳瑯滿目，應有盡有。

　　其實在富庶的江南，蘇州之外，蕪湖、揚州、南京、杭州亦無一不是繁華錦繡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聯袂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簾歌樓，咫尺相望"。

　　水路貿易的發達，也使得在長江、大運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聞名的碼頭，如荊州、樟樹、蕪湖、湖州、瓜州、臨清、正陽等處，動輒煙火十萬人家，南北客商往來，百貨匯聚，"最為商貨輳集之處"。

　　這些碼頭，樓臺之密、市肆之盛、貨財之富，"雖不及蘇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

　　在那里，蘇杭的銀票、淮陰的糧食、維揚的鹽，臨清濟寧的百貨、徐州的車騾、京師的古董、無錫的米、建陽的書、浮梁的瓷器、溫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島的番舶、揚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來聚散，"市列珠璣，戶盈羅綺"，自是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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