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聲音非常激動地回答：“啊，我太高興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爾終于恢復了知覺。

　　他那年輕的身體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復。這是他第二次獲得生命，什么東西都像是很新鮮，很不平常。只是他的頭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沒有力量移動一下。不過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陸軍醫院的見習醫生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邊，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筆記本。里面是她用纖巧的斜體字寫的日記：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從救護列車上給我們送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收到一個口袋，里面除了病歷，還有從他衣袋里找出來的幾份證件。他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

　　證件有：一個磨破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六七一號團證，上面記載的入團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弄破的紅軍戰士證；還有一張摘抄的團部嘉獎令，上面寫的是：對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的紅軍戰士柯察金予以嘉獎。

　　此外，還有一張看來是他親筆寫的條子：

　　如果我犧牲了，請同志們通知我的家屬：舍佩托夫卡市鐵路機車庫鉗工阿爾焦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八月十九日被彈片打傷以后，一直處于昏迷狀態。明天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要給他做檢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檢查了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打穿，頭部右側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腫脹。

　　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發炎，不過我勸他，只要還有希望消腫，就先不要做這個手術。他同意了。

　　我的主張完全是從審美觀點出發的。如果這個年輕人能活過來，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讓他破相呢？

　　他一直說胡話，折騰得很厲害，身邊必須經常有人護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他這樣年輕，我很可憐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從死神手里奪過來。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在昏迷中說些什么。有時候他說胡話就像講故事一樣。我從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不過，有時候他罵人罵得很兇。這些罵人話都是不堪入耳的。我聽了之后，不知道為什么感到很難過。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說他救不活了。這老頭生氣地咕噥說：“我真不懂，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部隊怎么能收他呢？真是豈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他躺在那間專門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護理員弗羅霞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旁。原來她認識他。很久以前，他們在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是多么體貼入微呀！現在連我也覺得，他已經沒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現在是夜里十一點。今天簡直是我的節日。我負責的傷員柯察金恢復了知覺，他活過來了。危險期已經過去了。這兩天我一直沒有回家。

　　又有一個傷員救活了，現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我們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個人。在我個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過于看到病人恢復了健康。他們總是像小孩子那樣依戀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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