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教育》在線閱讀：丐尊先生故后追憶

　　王統照

　　我與夏先生認識雖已多年,可是比較熟悉還是前幾年同在困苦環境中過著藏身隱名的生活時期。他一向在江南從未到過大江以北,我每次到滬便有幾次見面,或在朋友聚宴上相逢,但少作長談,且無過細觀察性行的時機。在抗戰后數年（至少有兩年半）,我與他可說除假日星期日外,幾乎天天碰頭,并且座位相隔不過二尺的距離,即不肯多講閑話如我這樣的人,也對他知之甚悉了。

　　夏先生比起我們這些五十上下的朋友來實在還算先輩。他今年正是六十三歲。我明明記得三十三年秋天書店中的舊編譯同人,為他已六十歲,又結婚四十年,雖然物力艱難,無可"祝嘏",卻按照歐洲結婚四十年為羊毛婚的風氣,大家于八月某夕分送各人家里自己烹調的兩味菜肴,一齊帶到他的住處——上海霞飛路霞飛坊——替他老夫婦稱賀;藉此同飲幾杯"老酒",聊解心憂。事后,由章錫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舊體詩作為紀念。因之,凡在書店的熟人,如王伯樣,徐調孚,顧均正,周德符諸位各作一首,或表禱頌,或含幽默,總之是在四圍鬼蜮現形民生艱困的孤島上,聊以破顏自慰,也使夏先生漱髯一笑而已。我曾以多少有點詼諧的口氣湊成二首。那時函件尚通內地,葉紹鈞,朱自清,朱光潛,賀昌群四位聞悉此舉,也各寄一首到滬以申祝賀,以寄希望。記得賀先生的一首最為沉著,使人興感。將近二十首的"金羊毛婚"的舊體詩輯印兩紙分存（夏先生也有答詩一首在內）。因此,我確切記明他的年齡。

　　他們原籍是浙東"上虞"的,這縣名在北方并不如紹興．寧波,溫州等處出名。然在滬上,稍有知識的江浙人士卻多知悉。上虞與蕭山隔江相對,與徐姚、會稽接界,是沿海的一個縣份,舊屬紹興府。所以夏先生是絕無折扣的紹興人。再則此縣早已見于王右軍寫的曹娥碑上,所謂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習小楷的定能記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后有"白馬湖畔"或"寫于白馬湖"之附記?白馬湖風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國十幾年在浙東居住并施教育的所在。——以后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來過著編著及教書生活,直至死時并未離開。他的年紀與周氏兄弟（魯迅與啟明）相仿,但來往并不密切。即在戰前,魯迅先生住于閘北,夏先生的寓處相隔不遠,似是不常見面,與那位研究生物學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時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雖學說國語只是紹興口音;其實這也不止他一個人,多數紹興人雖在他處多年,終難減輕故鄉的音調,魯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編著各得半數。他在師范學校,高初級男女中學,教課的時間比教大學時多。惟有北伐后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學曾作過短期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他的興趣似以教導中等學生比教大學生來得濃厚,以為自然。所以后來滬上有些大學請他兼課,他往往辭謝,情愿以書局的余閑在較好的中學教課幾點。他不是熱鬧場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卻非乖俗不近人情。傲夸自然毫無,對人太溫藹了,有時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煩。他的學生不少,青年后進求他改文字,謀清苦職業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意愿,卻總以溫言慰安,絕無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為青年們愁慮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飲酒也能食肉,并非宗教的純正信徒,然而他與佛教卻從四十左右發生較為親密的關系。在上海,那個規模較大事業亦多的佛教團體,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來的朋友,與幾位知名的"大師"也多認識。——這是一般讀夏先生文章譯書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與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師,從少年期即為契交。直至這位大徹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華少年藝術家,青年教師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后,并沒因為"清""俗"而斷友誼。在白馬湖,在上海,弘一法師有時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這在戒律精嚴的他是極少的例外。抗戰后幾年,弘一法師避地閩南,講經修誦,雖然郵遞遲緩,然一兩個月總有一二封信寄與夏先生。他們的性行迥異,然卻無礙為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與弘一法師不無關系。不過,他不勸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處傳播教義,獨求心之所安,并不妨礙世事。

　　他對于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托深遠,清澹沖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谷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于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要以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著作一樣。稱贊那些杰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于分析不長于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為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于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于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贊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系,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

　　他一生對于著作并不像那些規文章為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為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布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為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于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啟發上面。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為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并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著作,直至現在,為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松,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為佳。

　　夏先生對此二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當他二位合選《國文百八課》,也正是他們結為兒女親家的時候。夏先生的小姐與葉先生的大兒子,都在十五六歲,經兩家家長樂意,命訂婚約。夏先生即在當時聲明以《國文百八課》版后自己分得的版稅一慨給他的小姐作為嫁資。于是,以后這本書的版稅并非分于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

　　此外,便是那本風行一時至今仍為小學后期,初中學生喜愛讀物之一的《愛的教育》。這本由日文重譯的意大利的文學教育名著,在譯者動筆時也想不到竟能銷行得那樣多,那樣引起少年的興味。但就版稅收入上說,譯者獲得數目頗為不少。我知道這個譯本從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來各書局出版白話所譯西洋文學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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