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從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開始的。自從70年前那第一聲槍響，文學與政治這兩個元素，就在關于盧溝橋的一切重述中纏繞難分。今天，我們也拾起這兩把利器，再次回到70年前彌漫著歷史煙云的盧溝橋下，重述這座橋70年來的文學瞬間和政治故事。

　　一張小小的號外，放在面前，侵略者來了

　　故事都有緣起，發生于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也不例外。

　　那一年的6月4日，好戰的近衛文?內閣在日本登臺。日本駐中國武官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記述此時的東京開始盛傳一個神秘的預言——“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九一八’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此時，北平看上去依舊雍容寧靜，其實她早已成了一座圍城。在北平周圍，日本華北駐屯軍已達5700多人。再遠一點，東面，有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軍隊1萬多人，北面的熱河集結著日本關東軍，西北面察哈爾有偽蒙軍約四萬。

　　而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盧溝橋上，穿著灰色棉衣的29軍士兵守衛著這里，身后背著的大刀是這支軍隊特有的標志。戰爭一旦爆發，幾百米外的平漢鐵路，將成為北平軍民南撤的唯一安全通道。

　　7月8日，一名叫鄧云鄉的北平中學生已經開始了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單買了一支牙膏和一塊香皂，在回家的路上，聽到報童高喊：“號外，號外，看日本人打盧溝橋的消息啦，看宛平縣開火的消息啦……”。后來成為大學教授的鄧云鄉在他的著作《文化古城舊事》中回憶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一個聲音，一下子驚破了北平古城的寧靜氣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遲鈍，昨夜睡覺時，清晨起床時，都沒有什么感覺；現在一張小小的號外，放在面前，侵略者來了……”

　　大刀隊收復鐵路橋的當天，麥新創作了《大刀進行曲》

　　7月7日深夜，正在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的日軍，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到宛平城內進行搜索，遭到中國守軍拒絕后，日軍開始炮轟宛平城和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7月8日凌晨2時，中國守軍主動出擊，組織大刀隊，奪回被日軍占領的鐵路橋，幾乎全殲日軍一個中隊。

　　就在大刀隊收復鐵路橋的當天，歌曲家麥新創作《大刀進行曲》，這首歌迅速傳唱中國。

　　保衛盧溝橋的戰斗十分慘烈，經過反復爭奪，盧溝橋——平津的唯一屏障失守了。7月29日，率先報道“西安事變”而成名的英國記者貝特蘭在北平安靜的清晨中醒來，“一早走出了東交民巷，我看見灰色的軍裝已經從城墻上消失。城門開著，一小群人力車在進出。接著我們拿到了報紙，已是最后一天發刊的《北平新聞》，宋(哲元)‘含淚’而去，已經退出了北平。”

　　這一天，北平淪陷。在北平西城，年邁的詩人陳三立的生命正在接近終點，他已經一連五天拒絕進食，帶著亡國之痛，憂憤而死。

　　鄧云鄉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淪陷中結束，他記述說：“在涼風蕭颯的深秋，學生們背著書包默默而來默默而去，連最愛打鬧的同學，也老實了……童稚心里隨時想著都德的‘最后一課’的內容，在記憶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個冬天。”

　　八年抗戰史上，“盧溝橋”就是刀和槍

　　盧溝橋事變后的第八天，夏衍、于伶、崔嵬、章泯等16位劇作家就集體創作了三幕劇《保衛盧溝橋》。一個月后，由夏衍、張庚、鄭伯奇整理，洪琛導演，冼星海、周巍峙配曲的大型話劇《保衛盧溝橋》在上海蓬萊戲院演出，由此揭開了席卷全國的戲劇救亡運動的第一頁。袁牧之、趙丹、周璇、于伶、崔嵬、金焰、王人美、顧而己等百余位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著名影人都參加了該劇的演出。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復旦大學文摘社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文摘》，以首發《毛澤東自傳》而聞名。其實在這一期《文摘》內，唱主角的是“盧溝橋浴血抗戰特輯”，醒目的黑體大字觸目驚心，標題下方是陳煙橋的木刻版畫“用鮮血爭取民族生存”，警示著幻想和平的人們要面對現實，“抗戰”二字再清楚不過地表明這場戰爭的緊迫性、嚴酷性。

　　翻閱這本特輯，第一頁就是塞克作歌、冼星海制譜的《保衛盧溝橋》——“敵人從哪里來，把他打回哪里去！中華民族是一個鐵的集體，我們不能失去一寸土地！”最后一頁仍是《保衛盧溝橋》的同名歌曲，章友三詞，陳歌辛曲。

　　在隨后浩浩蕩蕩鋪開的抗戰長卷中，以“盧溝橋”之名創作的文藝作品數不勝數。新中國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曾創作《盧溝橋》這樣激勵人心的抗戰詩文，田漢也曾創作大型話劇《盧溝橋》，連小說家老舍也著眼于相聲的諷刺和戰斗作用，他寫的相聲段子《盧溝橋戰役》，由歐少久、董長祿在成都、重慶的書場里表演百余場，盛況空前，其中一段討敵電文的“貫口”更是廣為傳頌。

　　崔健的“后現代”盧溝橋，只想“睡個好覺”

　　1995年，曾經拍攝《開國大典》的導演李前寬、肖桂云夫婦，帶著他們的新片《七七事變》赴香港舉行了首映式。在記者如云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之音”駐香港首席記者拋出一個刁鉆的問題，“你拍了許多大片都是共產黨打國民黨的，這次卻拿著國民黨打日本人的影片來香港舉行首映式，對這一現象怎么解釋？”

　　話題雖刁鉆，卻折射了一個事實，即1949年之后的文藝所關注的抗戰場景多為敵后戰場，而正面戰場抗戰紀實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過。八九十年代以來，關于“正面戰場”寫作的缺失已經逐漸被彌補，如花城出版社的《虎嘯八年》，在內地出版的抗戰小說中首次觸及國民黨正面抗戰，再如2005年的《國殤》也曾風靡一時。在這一段歷史中，盧溝橋自然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原點”，29軍國民黨將士的浴血之戰，在這樣的歷史偶然與必然中，不期然地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紐帶。

　　時至當代，“盧溝橋”甚至滲入流行文化。1986年9月，內地搖滾領軍人崔健參加為修復盧溝橋的義演活動，演唱了專門創作的新歌《讓我睡個好覺》，他以“盧溝橋”的口吻，去掉所有歷史符號，以還原盧溝橋的本來面目，“受夠了馬車花轎汽車和大炮，該讓我聽見水聲，聽見鳥叫，該讓我舒舒服服睡個好覺。”

　　一場場政治“尋根之旅”，盧溝橋成為“原點”

　　1988年1月19日，由臺灣“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組織的第一個臺灣返鄉探親團一行14人抵達北京，這是臺灣民眾第一次赴內地探親。他們在陜西拜謁黃帝陵之后，第二站就趕赴盧溝橋。在黃帝陵，臺灣人找到了同根同源的祖先，在盧溝橋，他們找到了合法身份的依據。

　　在政治文化史上，盧溝橋無疑是一個圣地，它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從來沒有過的、至今仍產生巨大作用力的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紐帶。2005年7月11日，臺灣新黨主席郁慕明率領的新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內地訪問團，抵達北京即赴盧溝橋憑吊，曾參加過盧溝橋戰役的抗日名將何基灃的次子、60多歲的老人何?特地趕來歡迎。

　　那一年8月9日，從臺灣來北京參加“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系列活動的黃埔將軍們也在同樣的地點，撫摸著盧溝橋頭的石獅子，用一個巧妙的比喻形容兩岸黃埔軍校校友的相逢——“草鞋朋友”的相會。“根根草繩纏纏繞繞，做成的草鞋經久耐穿，就像兩岸的黃埔校友，雖然曾在戰場上互為敵手，然而今天，剪不斷的民族情結讓我們開心相逢。”

　　兩岸黃埔共此情，中日友好的“尋根之旅”同樣要從盧溝橋開始。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抵達北京后的第一項活動就是親赴盧溝橋，在《血肉長城》巨幅雕塑前鞠躬、獻花圈、默哀，小泉由此成為第一位在盧溝橋獻花圈的出身自民黨的日本首相。

　　2005年，91歲的日本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在盧溝橋下跪懺悔。2006年，70歲的日本僧人巖田隆造又來到盧溝橋，50次下跪叩首，對當年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謝罪和祈禱。古老的盧溝橋，幻化為一個超越國界的政治符號。

　　 歡迎使用手機、平板等移動設備訪問中考網，2025中考一路陪伴同行！>>點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