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軍各路大軍完成了對北平城的包圍，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總”司令的傅作義在戰與和之間猶豫不決。此時，有四人為了爭取傅作義起義做出重大努力，他們分別是：劉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現名傅冬）和閻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發表文告，宣布自22日開始停戰，屬下20萬軍隊撤離市區，開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我到《大公報》當編輯

　　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學時代顛沛流離。我和弟弟、妹妹跟著母親輾轉西安、重慶。當時每逢節假日，我經常和一些同學到新華日報社去玩。周恩來見到我們，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與我們聊天，問我們讀了些什么書，對抗戰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們，要好好讀書，多關心社會。我從那時起，就特別喜歡周叔叔，覺得他和藹可親。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糾正說：“不能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親比我大三歲。”

　　那時，我思想有些激進，總怕落在同學后面，落在時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組織，就想很快加入進去。聽說地下學生聯合會成立了一個“號角社”，我就積極申請加入了這個組織。

　　中學畢業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在聯大我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王漢斌是我的介紹人，一直由他領導我。加入“民聯”之后，我和共產黨員接觸更多了。這個時期，我的思想進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設新中國的理想當成了自己的責任。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昆明參加進步學生集會的一次經歷，軍警趕來驅散學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腳，蹲在地上一時難以挪步。一個男青年飛跑過來，扶起我轉入小巷。從那一刻我們相識了，他就是我的終生伴侶——越南歸僑、西南聯大新聞系學生周毅之。

　　抗戰勝利后，母親帶著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聯大畢業后，我也回到西安。不久，我給天津大公報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職信，沒過多長時間，他們回信同意接納我，我就到那里當了一名編輯。

　　與父親激辯張家口

　　就在我離開西安，去天津大公報工作的時候，父親部隊連續與八路軍發生了沖突。

　　開始，是因為受降問題，父親遵從蔣介石的命令，從綏遠省的歸綏東進到綏東、察哈爾、熱河去接受日軍的投降，可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軍的游擊區，八路軍在這里與日軍打了幾年的仗，按理說應由八路軍去受降。并且朱德總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讓當地的八路軍受降。父親與他們發生沖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時期的合作的友軍關系，變成了敵我關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軍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卻為閻錫山的部下解危，先后從解放軍手里打下了集寧、豐鎮。

　　我對父親的作為很不滿，于是就利用星期天，還請了兩天假，乘火車來到張家口，與父親爭辯了一個通宵。

　　當時，我就抓住了兩件事對他實施“猛烈進攻”。一件是轟動全國的五原戰役：1940年3月至4月，父親率部在五原戰役中，取得了擊斃日軍水川中將，殲敵3700多人的勝利，得到全國人民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海外華僑的慰勞。4月6日，蔣介石發來賀電，并宣布授予父親“青天白日”勛章。對此，父親于5月22日發表辭勛呈文，公開予以辭絕。辭呈表面看是推諉功微，不能拜領，實則是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政策的不滿。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親說的一句話：“抗戰勝利后，我要‘解甲歸田’。”批評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說“解甲歸田”，行動上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急行鋒。

　　我那天所以用這兩件事來“進攻”他，就是想說明父親抗日是真心的，對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華麗辭藻作掩護，行“剿共滅共”之實的蔣介石的勛章，不是笑臉相迎，而是冷眼相觀。可是到了解放戰爭，父親的態度變了，變成了“戡亂政策”的積極執行者，并且不分青紅皂白，把打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一方，為反動的國民黨蔣介石開脫。

　　由于我的話有時說得太尖刻，把父親激怒了。他說：你剛剛走出校門，年輕，對社會了解多少?你知道嗎，爸爸為了實現抗日救國的抱負，費盡了多少心血才經營了這樣一支軍隊?那時，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燒殺，就需要槍炮子彈、軍餉軍糧，這些東西靠誰供應，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滿意的國民黨政府。當時，八路軍抗日，不也需要國民黨政府供給嗎!我打了勝仗，蔣介石要給我授勛，我堅決辭勛，不給蔣介石好臉看，不就是表示對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滅共的政策不滿嗎？抗日勝利后，我又連續提出辭呈，也是對蔣的對察綏軍奉行的“排斥、滲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議!我不會忘記，時時警惕著蔣想利用中統、軍統兩條繩索捆住我的手腳，讓我充當他們的鷹犬，去咬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窮苦百姓。所以，我所帶的這支部隊，是在控制與反控制、吞并與反吞并的斗爭中逐漸壯大的，也是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的。

　　這一夜，我與父親的爭辯對父親觸動很大。事后，我從他身邊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語中得知，他經過認真思考，對這些人說：這樣再打下去，我們即便戰死在疆場，也不會有人來為我們收尸!

大公報社成平津地下黨聯絡站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報社工作，時間不長，我就向中共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一天，原西南聯大老同學李定同志對我說：經過我們對你多年的了解與考查，黨支部根據你的申請，決定發展你，你寫個自傳，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著，有一個人拿一張報紙來找你，你把自傳交給他，以后你就在他那個小組過組織生活。

當天夜里，我加了個班，寫到深夜3點半，才把自傳寫完。晚上激動得睡不著。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關上房門，靜靜地坐在床上，等著取自傳人的到來。突然，敲門聲響了，進來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來是我正在談戀愛的男朋友周毅之。我大失所望，正想說你怎么這個時候來了？卻一眼看到了他手持作為暗號的報紙。我怎么也沒想到，來取自傳的就是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是黨員。當他說明來意之后，我高興得跳了起來。

從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黨的同志們不斷到天津大公報社找我，多數是開個“路條”到滄縣泊鎮去，因為當時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劉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北平都要想法多拿點華北“剿總”的便信箋。有這么一張信紙，陳塘莊附近的國民黨崗卡見了就放行。有時這些同志缺少路費，我就給他們湊足。那時，覺得為黨、為同志做一點事，心里特別痛快。

在父親身邊“臥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來組稿，任務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車即將開動的時刻，李炳泉同志上車來找我，一把把我從火車上拉了下來，對我說：天津那邊來電話了，叫你留下來，以照顧你父親生活的名義，多向黨提供一些你父親的思想動向等方面的情報。還讓我轉告你，北平地下黨學委書記佘滌清近日可能與你接頭，由他領導你的工作。沒過幾天，我愛人周毅之也來北平了。從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親身邊，并與佘滌清書記接上了頭，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東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見面，有時佘有事來不了，就由崔月犁秘書長替他來。我將能觀察到父親情緒上的細微變化，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黨組織。

我和佘滌清接頭不久，由于我的組織關系沒有從天津轉過來，佘還以為我是“民青”盟員，沒有加入黨組織，于是便對我說：你寫個自傳，黨組織決定發展你入黨。我當時一是年輕，二是新黨員，與佘又不像與李定等同志那樣熟，也沒敢問，就照佘說的辦了。這就是我第二次入黨。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結束。3日，蔣介石來電，要我父親到南京去開會，說是最高級的軍事會議。那天，李世杰參謀長、張濯清總參議等等，都來勸他不要親自去，讓李參謀長代替去，怕蔣把父親扣在南京，不讓回來了。這天夜里，我就在父親的屋子里等他回來，想從父親的言談中探出點情況。

父親回來后，囑咐我說：我明天去南京開會，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門，免得特務們盯你的梢。我問父親，開幾天會?什么時間回來?父親很不高興地說：這些事，你不該問。這時，我想，父親去南京開會，肯定與平津的戰局有關，我怕他像過去一樣，蔣介石給他升個什么官，他再跟著蔣繼續去打內戰，于是我說：爸爸，今天我見到了一位老同學，他非常關心我，也十分關心你。他說：戰爭的形勢發展這樣快，你父親是抗日英雄，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抗日，并肩作戰，所以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共產黨希望與你再次合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再遭戰火摧殘!

我父親一聽，馬上反問：你說的老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特務?你可別上當，要碰上假共產黨就麻煩了。我說：是真共產黨，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務!他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我說：是毛澤東派來的。他沉思了一會兒說：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訴你。不過你的行動，一定要小心，沒事不要到處亂跑，正因為你是我的女兒，特務們會加倍注意你的。

父親致電毛澤東求和

1948年11月7日，父親從南京開會回來了。開始，我看他的情緒還算正常。沒過兩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來，或者一個人單獨坐在那里考慮問題，飯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難題。于是，我就用話套他的警衛秘書段清文。從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請杜聿明吃了一頓飯，不知二人談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孫連仲官邸去看了衛立煌，并把蔣介石給他發來的讓他扣留衛立煌的電報，給了衛立煌。由此我想到，父親肯定是在考慮前途問題。

連續幾天，我在向佘滌清或崔月犁匯報上述情況時，他們對我說：11月8日、9日，山東《大眾公報》連續發表了在濟南戰役中被我軍俘虜的王耀武的《告國民黨官兵書》和《告國民黨黨政軍機關書》，11月15日王耀武又親自在山東新華廣播電臺發表廣播演講，你父親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講話的內容，肯定會有反應，會有新的決策，我們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決平津戰事方面決策，你這幾天注意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11月17日早上，我來到父親的房間。父親說：近日你與那位同學見面沒有?他到底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接觸中有沒有讓你生疑的地方?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產黨，是毛澤東派來的!沒有讓我生疑的地方。父親說：“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機密的事，能不能請他幫我辦一下?”“能!當然能!”我回答。于是，爸爸說：請他替我給毛澤東發個電報。我說，好，就要去拿筆、紙。父親有些生氣地說：“一個字也不能用筆記，只能記在腦子里，對你的同學，也只能口授，決不能字傳，一點痕跡不能留下。”于是，父親口授了兩遍，又讓我復背了兩遍，沒有錯誤，這才罷休。

電報的原文大意是這樣的：我已認識到過去以蔣介石為中心來統一國家、復興民族和隨蔣戡亂是完全錯誤的，決計將所屬的約六十萬軍隊、二百架飛機交毛澤東指揮，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請求派南漢宸來北平商談和平事宜。

毛澤東“元旦六條”解除父親疑慮

1948年12月14日，解放軍包圍北平。第二天，父親就派了崔載之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導下，到平津前線指揮部談判去了。25日凌晨，中共宣布了頭號戰犯，我父親的名字在里面。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辦公桌上的電話、茶杯、筆筒以及文件等等，統統用臂橫掃于地，跌跌撞撞走向臥室的時候，撞在門框上，摔倒在地。當我聞訊趕到時，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剛要說什么，劉厚同老先生來了，他說：“宜生，不要悲觀，舊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開始!現在要緊的是，你要認清形勢，下決心，把和談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產黨非要用武力解決平津問題。”

父親說：“人家要價太高，我無法滿足。”“高？不就是讓你把中央軍的軍師長抓起來，宣布起義嗎？說明情況再談嘛!”“人家要的條件，是讓我對不起朋友，也對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讓我當叛逆，落千古罵名!”“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對你講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劉老對父親說，文化古都不能毀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軍四面而來，城是守不住的。蔣介石自顧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接受和談條件，平津免遭戰火破壞，人民會感謝你的。

1948年12月底的一天，父親把鄧寶珊將軍接到了北平，他們一起去看望馬占山將軍。他們三人早在抗日戰爭年代就拜了把子。鄧伯伯來不久，就與崔月犁接上了頭。崔月犁告訴我說，你父親的問題解決了，他下決心與我們黨合作了。我聽了，特別激動，父親能走到這一步，有我一份功勞在內。

1949年1月1日，毛主席為父親不理解為什么宣布的戰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給父親，電報發到平津前線指揮部，是林彪派李炳泉來傳達的。這封電報，后來人們把它稱為“元旦六條”，一下子解除了父親的思想疑慮，把父親又拉到了談判桌上，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進行的第二次談判。1949年1月21日，父親宣布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22日，城內守軍出城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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