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在薩福克大學歷史系教書，悉心觀察比較中西教育，著有《誰的大學》、《美國教育階梯》、《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一歲就上常青藤》、《學而時習之》等。近日，薛涌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記者：薛涌老師，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西教育，請問，在國家征求未來12年教育規劃綱要的建議之時，你有什么想法？

　　薛涌：義務教育非常重要，恐怕比大學教育還重要。有些研究認為，人到17歲時個人智力的發展基本定型，再進行教育會提高技能和知識，但對智商發展則效果不大。17歲以前，特別是14歲以前，可塑性則非常強。這時的教育，對其一生的影響是最大的。所以，相應的，學生在高中前的教育最關鍵。

　　在這個階段，家庭教育恐怕比學校教育更重要，如何做好家長是中國國民競爭力的保障。我在波士頓看見一條車窗語錄是這樣寫的：“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現在開什么車、住什么房子、賺多少錢，都變得無關緊要。而重要的，是你如何養育孩子。”

　　你對孩子呵斥還是與之討論

　　記者：如你在新書《一歲就上常青藤》中所說，在中國的大學中，國外開展得很好的課堂討論效果多半不好，原因是什么？中國迫切需要學習西方好的教育，但總容易邯鄲學步，只具其形沒有學到其神。在中小學教育中，如何克服權威主義的傾向，培養孩子的探索精神？

　　薛涌：首先，討論班在國外開展得是否很好，不能一概而論。我每學期都碰到大量不說話的學生，這是個文化問題。所以我在書中才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這一著作，所以我才把我的書命名為《一歲就上常青藤》。

　　所謂常青藤，包括美國東北部最著名的八所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康奈爾、布朗、達特茅斯和賓夕西法尼亞大學）。我書中用這個概念只是個象征，象征著理想的教育是什么。常青藤學生的素質，特別是在討論班中滔滔不絕、思如泉涌的那種素質，是從小培養的，不是到了常青藤里現學的。

　　《不平等的童年》一書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該書揭示出，美國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中高產家庭，從小和孩子講話就特別平等，大家有不同意見要討論，有時大人似乎連給孩子買什么玩具或衣服的權利都沒有，要征求孩子同意。這樣，孩子從剛會說話起就和家長討論問題，他們甚至不習慣于不經過討論的教育方式。

　　相反，教育背景比較差的家庭，對孩子則總是用命令的語氣說話，家長有說一不二的權威，孩子從小就不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討論才能明白，他們習慣于等著聽別人指令。比如最近《紐約時報》上講黑人社會的問題，其中的一個數據是：94%的黑人女性認為用打屁股的方式對孩子嚴加管教是必要的。女兒3歲時和我們一起購物，正當她和我們討論要買什么樣的衣服時，旁邊一個忙著挑衣服的黑人母親聽到孩子在嬰兒車里哭，轉過頭大聲呵斥：“閉嘴！”女兒看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有這等事情。這是典型的“不平等的童年”的對比。

　　這根本不是經濟問題。我們的女兒實際上為了買衣物在和我們開“討論班”、申述自己的理由。邊上的孩子在還不太會說話時就被呵斥“閉嘴！”這樣的孩子上大學后你能指望他張嘴講話嗎？他日后成功當然困難了。

　　中國的問題是，一些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家長，也習慣于對孩子說一不二、要孩子死記硬背，甚至有“不打不成材”的信念。從小這么教育孩子，怎么可能等他們一上大學就突然會討論了呢？

　　討論是孩子走向社會前的練兵

　　記者：你一直明確地反對滿堂灌的教育方式，甚至主張從小就要給孩子上“討論班”。為什么討論班培養出來的學生比滿堂灌培養出來的學生要好？

　　薛涌：這一點，我在教書時也不停地給我的美國學生講。我讓他們想一個更簡單的問題：你到公司里上班，大家一起開會討論企業戰略，你憑什么顯示出自己的價值？你是坐在那里，就像在應試教育中那樣，等著準確地回答問題呢？還是主動提供自己建設性的意見、讓大家眼睛一亮？社會也好，雇用你的公司也好，向你要的是你的“點子”、你的創意，沒有人那么熱衷于檢查你到底不懂什么，人家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懂什么，有什么可貢獻的。

　　我特別讓我的學生查“波士頓咨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網站，看看這種大公司的職員是怎么工作的。根據網站的描寫，人家職工的工作方式和大學的討論班非常相似。比如一家德國汽車公司的老板來問：“我希望在某地建一個生產越野車（SUV）的工廠，你們看前景和風險如何？”這些咨詢人則七嘴八舌，從GDP的增長、就業率、消費者的購買力、油價，一直到消費者的環境意識、家庭規模和生活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走向等等，幾乎無所不談。你僅僅在汽車制造專業上能準確地回答問題是遠遠不夠的，你需要非常寬廣的知識，而且要把這些知識轉化為能動的見識、貢獻于社會。

　　所以，比起滿堂灌的大課來，討論班更接近社會實際的運作方式，更有“實戰”性，自然也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家長要給孩子當第一個鐘子期

　　記者：我認為你文章中提到的從小向學生傳授成功品格，是因為美國社會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恒定的成功品格，是否這是社會發展過程決定的？成功應該由誰來確定，又該如何確定呢？

　　薛涌：我知道中國學校教育問題很大。我們當父母的都是這種教育的產物。但家長絕不能等到學校的教育問題都解決了以后，再開始教育孩子。那樣的時機是你在任何國家都等不到的。

　　我的基本觀點是，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更重要。中國人普遍有一種習慣的思路：“承擔教育責任的主要是學校，學校教育有問題，所以我孩子的教育也有問題。”我則要問：“你為什么總盯著學校？你作為家長，自己干了什么？”

　　《紐約時報》不久前有篇報道，講當地一個非常優秀的學校吸引了大量亞裔子弟。結果發現，這些亞裔家長把孩子往學校一放就走人，很少參加學校的活動。其中一位中國母親在國內時是一家省級電視臺的主播，她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小時候上學，一年家長去學校兩次，不過是繳學費拿成績單而已。孩子有問題時家長才被叫去。”在美國則不一樣，越是有教養的家長，越愛往學校跑。有的家長一周兩三個小時在學校義務服務；有的家長拿著碩士學位卻要辭職主持“家教”。

　　我在書中現身說法，講我們夫妻倆如何陪伴孩子。比如孩子練鋼琴，一天一個小時，她媽媽3年如一日每分鐘都陪著。女兒不滿9歲時開始作曲，她創作每首曲子我都在身邊。她曾覺得有個樂神在她腦子里唱歌，她要把那歌曲寫下來。后來我一聽她樓下的琴聲響起，就急急忙忙地沖下樓來，嘴里不停地嚷嚷：“呵，樂神下凡了！樂神下凡了！”女兒自然覺得很好玩兒，笑個不停。孩子把你當知音，她才有動力。“鐘子期死，伯牙不復彈琴”嘛。

　　家長至少要給孩子當第一個鐘子期，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我經常告訴女兒，我是如何在上班路上或者早晨醒來時，腦子里一下子響起她寫的曲子，我是多么感動、多么快樂！這并不是我編出來的，而是真實的感受。我當父親的要告訴自己的女兒：她是有多么大的能力來打動我、塑造我的感情世界，這些對我的生活有多么重要！一句話，她面對世界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她漸漸意識到自己塑造世界的潛力。

　　總之，我強調中國的家長應該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孩子的教育不能被學校所決定，更不能被你所說的“社會發展過程”所決定。比如，什么是成功，這屬于價值觀念。孩子的價值觀念，首先是從家長那里學來的。你教育她善惡是非，特別是通過討論讓她對這些價值有充分的理解，孩子就對外面的不良環境有相當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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